科举时代对于读书人来说，十年寒窗之苦是难不倒他们的，而应试之苦却常常使他们望而生畏天载配资 ，因为那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征程。如果说读书是对他们意志的磨练，那么进京应试则是对他们身体素质的考验。“赶考”的“赶”字，可谓承载了读书人太多的苦楚。
从唐至清，为了体现科举取士的公开与公正，不论是两级考试还是三级考试，都要做到时间统一、内容统一、集中考试。这个规定，首先给应试者带来了一个难题，那就是要远离家乡，千里迢迢去参加考试。且不说唐宋的省试、明清的会试，要集中全国举子赴京师，就是明清的乡试，士子们云集省城，就够他们奔波的了。
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，行千里路并非易事，可谓是“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”，经济条件姑且不说，自然条件就会让相当一些人望而却步。历史有很多士子并非对读书有何恐惧，而是承受不了长途赶考对身体的要求。
展开剩余73%赶考对应试者来说，绝没有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那么轻松，路途之苦，更像是蜀道之难。唐代有一个叫刘蜕的举子，荆州人，赴京城参加考试往返需要半年，筹措经费需要两个月，然而及第与否尚未可知。唐代的科举是一年举行一次，也就说，如果考生不住在长安，那么他的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。
路途远是一方面，车船不便又是一大困难。据说苏东坡曾与二三位学友一起乘船赶考，途遇风浪，误了进场时间，考官不许他们进场，经过反复说明情况，考官出了一个上联，要苏东波他们对出下联方许入场，上联为：
一叶小舟，载着二三位考生，走了四五六日水路，七颠八倒到九江，十分来迟。
苏东坡读罢，立即用倒序对出下联：
十年寒窗，读了九八卷诗书，赶过七六五个考场，四番三往到二门，一定要进。
这段科举趣事还被传为一段佳话，但不难看出，车船不便更增加了赶考之苦。
一路颠簸已使应试者难以承受，而风雨灾害、瘟疫流行还会不时地威胁着他们的生命。唐元和十年（815），廖有方应举落第，在宝鸡西界上遇上一位病危的寒士，此人反复诉说：“辛勤数载，未遇知音！”临终前，他叩头托廖有方将其掩埋，以免暴尸荒野。廖有方替他办了丧事，凄然赋诗曰：
嗟君殁世委空囊，几度劳心翰墨场。半面为君申一恸，不知何处是家乡？
清康熙三年（1664）甲辰科状元严我斯，浙江归安人，出身贫寒，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，“贫不能买舟，附一粪船以行，仅携饭一筐，船中臭秽不可向迩，乃于船首背风食之”。可见，当时赶考者之艰辛。
清朝初年，湖广（湖北、湖南）乡试只设一个考场，所有应试者都要赶赴武昌。而湖南士子到武昌，或一两千里，或三千里不等。每逢乡试之年，远隔洞庭八百之险，又值酷暑炎热，暴风陡发，应试者屡屡在途中覆溺，以致于出现了“裹足不前，十有七八”的情况，造成湖南、湖北应试人数的巨大反差，湖北考生动辄上万，而湖南考生不满三千。鉴于这种情况，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雍正帝特颁谕旨，命湖南分闱，在长沙另设考场。
此外，突发的自然灾害以及战乱造成的赶考困难，也是应试者难以克服的。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河南乡试，因黄河突然决口，被淹州县无数，士子被困途中，难于跋涉，多不能如期入场。咸丰年间，太平天国起义，因道路阻隔，许多省份的士子不敢赶考，更有在途中被起义军捉拿的。清代的情况尚且如此，更不必说数百年前了，士子赶考之苦可想而知。
科举制度创建后，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不断完善，有些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即与赶考之苦有着直接的联系。唐代的科举是每年一试，宋朝初年也是如此，后曾间隔一年举行，到了英宗时，最终改为三年以试天载配资 ，从此成为定制。而这次改革的原因正是与赶考之难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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